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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综述

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综述

相关抽查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数逾4.5亿，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约1亿人，加上离土不离乡的共达1.2亿人以上。专家指出，这是一个相当于日本国总人口数的庞大人群，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声音，需要我们社会的正视。

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和保障问题，近年来已成为我国社会上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党和政府正在下大力气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至今仍然没有一份问题得以解决的时间表。

在参政议政的关注之中

农民工“从户籍管理看是农民，从职业特征看是工人。身份的不确定，给一些人、一些部门界定农民工应有的权益以极大的随意性。从农民工进城的那一天起，身腺叶暗罗份歧视就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梦魇。在一些人看来，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就是一种‘恩赐’，工种只能选城里人不干的，工薪只能定为等外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是可以将就的，社会福利则可以忽略不计。充其量，农民工只是进城务工的‘临时工’。虽说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但实际做法上，大多数农民工就是低人一等。”政协委员张榕明，今年3月作为常务副主席代表民建中央在十届二次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时，对农民工的处境作了如上的阐述，呼吁打破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真正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003年，民建中央对农民工的权益维护和保障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后认为，以城乡分割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经济二元管理体制，是造成农民进城务工屡遭权益损害的制度原因。根据调研的情况，民建中央在十届二次全国政协大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强农民工权益维护和保障工作的提案，提出了包含尽快修改《劳动法》，尽快制定《劳动安全法》、《社会保险法》、《工资支付条例》等配套法律，在法律层面上确立和规范劳动关系，加强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维护和保障等方面内容的8条具体建议。

农民工的权益问题，也得到了其他民主党派的关注。与民建中央同期提交关于农民工问题提案的，还有民盟中央提交了关于建立农民工就业保障体系的建议案、农工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进城不足300接头仍为1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建议案、台盟中央提交了关于细分农民工培训市场促进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提案。此外，还有高宗泽等11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政山靛属府劳动部门应采取措施保护进城农民工权益的提案，王渝生、王征等政协委员以个人形式提交的关于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和设立农民工工资专户的建议案等提案。这些提案从不同角度剖析农民工权益问题的原因，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解决方案。

目前，这些提案正在由相关承办单位办理之中。

在政府部门的议程之中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改变农民工处境的根本措施之一，农村劳动力培训问题在政府部门的工作议程中已经展开了。

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等六部门今年3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实施农村劳动力习近平还表示他希望中蒙两国关系可以超出经济方面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通知指出，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是落实《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公共财政支持开展的非农职业技能示范性培训。培训项目以短期的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辅助开展引导性培训，培训时间一般为15至90天，当前主要开展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用工量大的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由农民自由选择培训单位、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培训经费实行政府和农民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

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最近提出，改革开放以来，85％的农民是通过自主创业，闯出了人口转移的新路子，中国要在今后城镇化的过程中，再完成5亿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石生海桐并同时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必须要有效减少农民迁移成本，降低农民自主创业的门槛。他提出，建筑业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主要行业，加强培训和改善他们的就业环境，不仅是提高工程质量，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促进建筑业发展的重要工作，也是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指导，检查督促培训机构和企业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

据悉，国家目前已经实施了建筑企业关键岗位和技术工种持证上岗制度，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岗位培训和鉴定工作，是建筑业劳动力就业准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负责人说，要因地制宜、分层次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提高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和持证上岗率。在普遍培训的基础上，将农民工中的技术骨干纳入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工程和技能振兴计划，通过技校或夜校的系统学习，培养成青年技师。在开展农民工生产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加强职业道德、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

在专家学者的意料之中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时，社会矛盾是比较突出的时期，我国目前年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出现如农民工工资拖欠等社会问题并不足怪。对于问题的解决则是，必须从制度安排上入手。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认为，农民工的流动性非常强，而且大部分干的是谁都不愿干的苦脏类的活，劳动关系不是太稳定。在二三十年之内，农民工可能在很多城市干过。如果他在每个城市干的时候，当地政府、企业都认为他可能干不了一两年，而不考虑保险问题，那么二三十年过后，他们身体有病了，技能也不行了，农村也没有地可种了，这个群体就会成为各级马尿脬属政府的一个巨大包袱，那个时候再来解决比现在就做制度安排，成本要大得多。他提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首先要从户籍上突破。在北京市，3年前没有北京市户口的还不让参加保险。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但对本地农民工和外地农民工还是有很大差别，有北京市户口的，政府就愿意投入解决，对外地农民工，政府可能就觉得这个不在它。所以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方面，一定要突破户籍的概念，而应以劳动关系为基础。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认为，近年来，农民工权益受损现象愈演愈烈，劳资关系的对抗，正潜在地演变为跟社会的对抗，如农民工的跳楼、自杀。如此多的农民工，利益受损面如此之大，农民工对抗的，将不仅仅是老板，而是政府，是整个社会。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中国社会很难获得稳定。国家现在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和谐不是消灭差距，不是大锅饭，而是富人能生活下去，穷人也能生活下去，资方有钱赚，劳动者的权益也能受到维护。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要把数以亿计的农民转化为城市人，不高度重视维护这些未来城市新市民的权益保障绝对不行。

现在我们一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很弱。《劳动法》本来是保护全体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劳动法》是保护城市劳动者的，甚至在城市劳动者里面，也只能保护那种比较精英一点的，其余连下岗、失业工人都不能保护。所以必须加强相关法律的配套完善，今年以来此外还应该强化劳动监察。日本东京的职业介绍所有1600多人是公务员，而北京只是它的1/10强。香港劳工处从事劳动监察的队伍有500多人，深圳的劳工队伍比香港还要大，但只有30个人从事劳动监察。这30个人，哪怕一家一家拜访都忙不过来，何谈劳动监察？

农民进城打工，现在已形成了一种“二元社区”的现象，就是说农民工和城市人虽然共处一个空间，但是他们的收入、福利，赖以联系的社会络其实都是分割的。拿社会关系络来说，农民工主要是靠以乡土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络外出的，他们到了务工地之后，主要社会联系对象，也基本上是来源于这种以乡土为中心的关系络。如果遇到危机，农民工寻求帮助的，还是这个络，真正通过正式途径寻求政府帮助的很少。只有他们所依靠的这个络不能给他们提供真正的帮助时，他们才不得不去找政府，但在找政府的过程中经常是得不到实质性的帮助，一旦发生危机，农民工很容易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要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二元社区”必须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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